《要有光》，梁鸿著，中信出版社丨中信·先见，2025年9月版，69.00元
作为一名教师，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教育改革家温·菲利普斯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教育是唯一值得富有思想的人认真思索的问题。说“唯一值得”，有点夸张；要“认真思索”，却是千真万确。有些问题很重要、很高大上，比如说“教育到底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应该由教育来塑造国家”等等；有些问题很接地气，也很严重和很无奈，其复杂性和亟须解决的严重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和认知。比如有大量学生的身心健康因不堪承受的压力而受到的摧残、生命力的萎缩、精神的分裂甚至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些不是什么要研究的议题，而是急迫地需要抢救的生命，必须尽快改造的教育现实。更严重的问题是所有承受着这些沉重压力的社会成员仍然在联手制造更多、更大的压力，人们似乎相信稻草永远压倒不了骆驼。此时此景，真的需要有人发出呐喊之声。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谁记得三十多年前曾有一篇题为《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的报告文学振聋发聩，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危机，令国人震惊。但是直到今天，关于教育问题的“忧思”实在是未有穷期。
展开剩余92%在假期的旅途奔波中抽空读作家梁鸿的新作《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9月），很快就被吸引进去，被吸引到一个称作“教育”的黑洞里，那里面没有光。书名叫“要有光”，很贴切，在我看来讲的就是要让光照进去。许多年来我也写过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时评文章、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家长做过讲座、去四川山区的小学做过支教，但是我知道自己对于那个黑洞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局部了。
梁鸿继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之后，用了几年时间，走访了北京等城市、县城和农村的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采访了许多家长、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民间教育机构创办者、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病科医生，翔实地记录了他（她）们的对话，摘录了大量文字材料。作者在书中揭示了因各种原因厌学、 休学以及在心理问题和精神抑郁症状中挣扎的孩子和家长们的生命困境，提出了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呼唤全社会的自我反省、共同关注与寻求解决之道——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仅仅是被动的、无辜的受害者。
翻开这本非虚构叙事作品，读者马上就进入学生、家长、教师、朋友、邻居、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医院院长、学校校长、补习班责任人等各色人物之间的见面、对话、对某件事情的专题讨论情景之中，这是该书的基本叙事方式。尤其是家长们之间的联系、见面、对话更是该书中的一条主线，甚至有时感觉是在读一份又一份的家长会谈话录。关于这部非虚构作品的资料来源，作者有很清晰、明确地说明：书中所有的写作材料和对话均源自作者对人物的采访以及当时的录音，等等。录音长达几百小时。书中的对话、场景，作者都在场，所有的录音，作者也均在场。书中的回忆部分和讲述部分也均来自在场人员的回忆和叙说（382页）。因此，该书是一部目前亟需全民关注、思考和行动起来的有关教育问题的实录。
谈起中小学教育的问题，说得不好听一点，似乎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只是不知道向谁诉说、向谁申冤。作者说该书不是控诉：“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而是想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381页）说写作的目的不是控诉，当然是对的。但是从书中据实记录下来的文字材料来看，应该说有控诉，但不仅仅是控诉。比如，从家长来看，沈春说她的2024年像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等她逃出来，痛定思痛，“她发现自己这十八年来一直陷入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中。那个骗局的核心词语是‘北大’‘清华’，设计骗局的人是围绕在她生活中的每一机构、每一个人和每一种话语，学校、老师、家长、朋友、培训机构、视频、宣传语，一些具有腐蚀性和致幻性的词语，如‘竞赛班’‘实验班’‘赢在起跑线’‘清北入学比例’等，又环绕在这些机构和人周围，构造出一个有魔力的空间，让她，以及无数个海淀区家长深陷其中。”“‘北大’‘清华’就好像毒瘤，无辜又强势地扎根在大部分北京家长心中，尤其是那些顶级高中的家长心中。”（219页）话都已经说到“骗局”和“毒瘤”的份上了。她继续说：“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噩梦会笼罩所有人？都是那么聪明的人。我大梦初醒之后发现，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太多的焦虑，太多的算计，扑面而来。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快乐的。我就在想，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让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跳进去。我感觉整个社会都在编织出一套东西来，考试机制、自媒体、民间教育机构、各种升学教育的竞赛班，还有各种利益集团，给家长制造出一个狭窄的通道，让大家自相残杀。它们所塑造出来的氛围完全占据了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反抗。”（221页）“整个社会都在编织出一套东西来……让大家自相残杀”，这控诉也足够严重了。
从学生来看，小遇这样回忆自己在权水中学一天的生活：早晨五点半必须起床，五点五十必须到班。六点，全班同学一起喊口号。六点五分站着背书，背到六点五十，站着是为了防止学生打瞌睡。七点十分吃早饭，铃一响，所有人都往食堂跑，只有二十分钟！七点四十上课。总共四节半课。前面四节课每节课四十分钟。中间小课间十分钟，必须提前三分钟回教室。大家都去抢厕所。两节课之后是一个二十分钟的大课间，那才是抢厕所高峰。一个厕所里六个蹲坑位，但这一层楼总共有四百多人要抢这六个坑位！大便问题是根本问题，几乎所有同学都有痔疮，都便秘。上午最后一节课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下课，直接去吃饭。也得跑着去，挤得要死， 十二点四十必须到宿舍，十二点五十检查午睡。一点五十到教室，两点十分上课。下午总共五节课，六点二十下课后直接去吃饭。七点晚自习，到十点，三个小时中间有七分钟休息时间，也是老师上课。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后半小时是自习时间，没老师看的时候可以去上厕所。有老师看的时间要打报告。一天下来，总共要上十三节课，除了一个小时自习时间，其他时间都是老师在上课。晚上十点放学，走得快的话五六分钟能回到寝室。一个寝室十个人、一个水池。十点二十熄灯，十点半宿管查寝，门卫、老师十点四十再查一遍。有一次有同学在说话，老师把他喊出来，在楼道里扇了他一巴掌，大家都能听见。星期天下午四点放假，总共两小时。家长们会到宾馆开个钟点房，学生洗澡，家长把好吃的食物带来，把要洗的衣服带回家。星期天晚上六点必须到校，原则上不允许迟到（291-294页）。在一年之内，天天都必须“争分夺秒”地吃饭、上厕所，那些孩子就是这样炼成的——不是被捧起来的学霸，就是被抛弃的学渣。
再看看丹县的中心小学胡校长是怎么说的：孩子厌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校时间太长，从早晨七点多一直到下午六点，至少十一个小时都待在学校，和教育部原来规定的“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六小时”完全违背，孩子们都身心疲惫。他说的是非寄宿学生。第二是课业负担太重。在学校这么长时间，只有安排学习。体育活动所占时间相对少，场地也受限制。第三是评估。现在天天评估排队，各项都要排队，在末尾的学校和老师压力大。校长到县里开会说你们学校排第几，哪一科排第几，校长回学校也是说哪个老师的课排第几，层层往下压。自欺欺人地说评估机制要怎么改，最终还是要你的成绩和排名，学校、老师、家长就是关注排名，最终压到孩子身上，他能不厌学吗？教育局要搞评估是因为上级对教育局要评估。市里对县教育局的评估就是每年这个县考上多少个清北，多少个985。那几年县里没有考上一个，县委书记把教育局局长训得像个孙子似的，县一中的校长换了好几个。还有就是现在农村小学没学生，城里小学挤破头。农村不是没有适龄学生，只是因为资源越来越倾斜，但凡有点办法的家长都要带走学生。小学生真正因为学业本身厌学的还不算多，到初中才显现出来，更多还是家庭因素和环境因素。说到学生的割脉、跳楼，他说，“你看学校这防护网，拆了装，装了拆。前几年一所高中出事，上面赶紧通知把防护网装上，后来说这样对学生健康不好，又折掉，刚拆掉，说不行，出事的太多，又装上。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年。”（348-352页）
还有就是儿童精神病专科的张殊医生，她看到的是医院严重缺乏精神病专科医生，而儿童精神科医生更少得可怜。但是比医生的忙碌更可怕的是看到太多患者反复住院，看到越来越多的表情疲惫、眼睛里毫无光亮的孩子来到医院，“她觉得一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这个社会没有善待孩子，缺乏真正的保护机制，那些不好的东西最终都落到了孩子身上，孩子成为最显在的承受者。”（135页）
……仿佛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叫喊：“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亲手锻造了扼杀孩子的天性、生命力、创造力的锁链？！”从作者在书中记录的各种谈话、文字材料中不难发现从社会对人才培养和选择的标准到应试教育的层层压力到家长的观念严重有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归结起来的确是社会各种力量的合力造成了这种令人痛苦与无奈的困境。
但是，即便我们没有那么深入、那么细心地调查和思考，即便我们仅仅是对表面的现象产生一种陌生感和惊异感，我们也能从那些表面极为正面、光鲜、励志和极为流行的口号中感觉到不适和恐惧。比如书中记录的XX中学那一堆真实的口号——每天早上6点，全班同学必须一起高喊的口号：“我们是XX中学最优秀的学生/我们百折不挠、迎风而上/我们奋斗、创造、开拓/我们刻苦钻研、卧薪尝胆/我们用汗水播种未来/用勤奋续写母校的辉煌/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庄严宣誓/努力拼搏，让父母安心/让自己的未来更加灿烂/奋斗，奋斗，奋斗！”（291页）我相信在这片国土上的学校上空，这样的口号是很有代表性的。提出这些口号的是学校，当然也是代表了家长的心声，他们的用意永远会被认为无疑是好的，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一点。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难道他们真的从来没有看到当这些口号回荡在阳光下的时候，有多少孩子厌学、休学、精神分裂甚至自杀？难道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口号与那些残酷的事实有一丁点的联系吗？
作者采访的那位为休学孩子办补习班的阿叔是成年人世界中极少见的对教育有清醒认识和责任心的人，他对孩子的爱是建立在真正了解各种不同的“爱”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因此不是盲目的、实际上给孩子带来不堪承受之重的那些爱。阿叔说，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解决：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去想你孩子所想的，不去关注他的内部思维，你怎么能真正爱孩子？这就是家长的最大问题。
高中生雅雅对家长的认识和评价很深刻：“我觉得我爸妈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尊重我，也许这是全中国家长共同的现象。他们没有真的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对待。他们既不认真批评我，也不认真认可我。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真正平等地和我说话，思考我的想法以及去理解我所做的事情。”“目前的这种教育，老师，学校其实有时是一种压迫，他们会催促我们写作业，考试要考好，并且会夸大考不好的后果。我们学校隔壁是一所大专院校，老师就吓唬我们，你们考不好，只能到那里。大专院校可能确实不如本枓院校，但是到那里面，就真的是失败吗？这种恐吓看似随意，其实传递出很多社会偏见。”（75页）这的确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偏见。不过，形势的发展比任何道理都更能教育家长。近两年开始流行的“本升专”——不再是“专升本”——说明了在残酷的就业竞争面前，什么本科、研究生，什么985、211等光环都无法改变个人的命运。这说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极为严重的不适应，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各种会议、文件、调研中强调要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但还是无法改变社会的偏见。
作为休学生的雅雅其实是极为优秀的孩子。她在日记“别吹灭那光”（2023-08-16）中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她的至深影响，“在布拉格之春的背景下以不同视角塑造的实验性自我，探寻着选择的重量与存在的边界。……我选择了存在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存在主义选择了我。在这段被社会时钟边缘化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个长久伫立在荒野中等待我的巨大灵魂，我走上前去，认领自己的苦难。于是，我不再仅仅看到不知所终的漫漫长路，同时也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山月之色；我不再囿于用极高标准要求自己却不达期望所陷入的最羞耻的绝望，而是接受了阴晴圆缺的每一种存在状态。在人生之舞中，‘存在先于本质’赋予我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让我愿意相信跳舞的过程本身也就是目的，意义构筑于每一个当下。……我的灵魂点亮又熄灭，熄灭又点亮。焦灼着，忍受着，呼之欲出地等待着终结我十八岁的那声铃响，那场日落。”（143-145页）“怀念我的离经叛道，自由洒脱，热情热烈，自信独立，这些在应试教育中一直被压制的、再原始不过的人性。遵守规则却蔑视权威，理性平和却一身反骨，热爱学习却讨厌学校。我喜欢我不那么温良的样子，带着不安的野性和明媚的狡黠，仿佛终于可以摘下在学校一直佩戴的乖乖女似的面具，大口呼吸。”（150页）这篇日记还很长，还有很多令人惊叹的思想与文字，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十八岁的曾经休学的高中生写出来的。难道是因为雅雅不仅喜欢文科而且有过进精神病院和休学的经历吗？
小健的妈妈沈春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灵魂有非常深刻的反思。她说孩子的作文只是不愿按照规范来写，而是要写自己的內心想法。“他拿出一篇满分作文让我看，说妈你真觉得这个好吗？你不觉得这个很假吗？它连我写的一半都不如。”沈春是历史系毕业的，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她说“你知道孩子没有错，但是你依然会按照那个模式去说教孩子。你就那样怎么了？咱们弄一下行不行？其实很没有说服力。孩子知道你也不信，大家都不信，像我儿子这样希望表达自己观点的孩子就会叛逆，会分裂。”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我们日常生活都在经受这样一种分裂，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分析，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畸形的存在。我们这些所谓受高等教育出来的人，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很优秀，但是依然要求我们的孩子那样做去得高分。我们的教育其实培养出来的就是规规矩矩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才能考上好大学。”但是，“我们在小学、初中让孩子读世界名著，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好的思想；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假期都在周游世界各国，看博物馆，灌输真善美，培养优秀的人格，让他善良、真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长到这个时间点，你突然要求他回到笼子里。你不让他有创意，你让他拼命刷题，拼命重复，拼命套模式，他之前所学的到这个时间点全都被否定。而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扮演的是最严苛的同谋者。”（222页）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百感交集。就这样，家长不但背叛了孩子，也背叛了自己，成为迫害孩子的同谋者。
对于家长，阿叔有许多尖锐的看法与批评，有时甚至是极为悲观的评价。关于家长们对学校的选择，阿叔轻轻的一句话就讲清楚了：假如上不了重点名校，家长会觉得普通中学太差，于是就选择寄宿制私立学校；一旦在这里学习跟不上，在班级排名中老是在后面，于是改去国际学校，但又发现读这样的学校的人太有钱了，自己的孩子会适应不了。（26页）总之，没有什么学校能够让人感到真正安心，家长的选择永远在路上。家长当然很想把孩子变好，但是，大部分家长没有思维能力和方法。他们固有的认知决定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框架来思考问题，很难想到孩子在想什么（29-30页）。阿叔认为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参与并制造着对孩子的‘迫害’。他们迷信学校，迷信医院，迷信各种成功学的套话，却不信任自己的孩子，不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52页）。作为家长的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难以接受，但是平心静气想一下，他说的三个“迷信”——尤其是迷信各种成功学的套话，恐怕真是实情。
阿叔见过太多的家长，在犹疑和思维惯性之中，错过帮助孩子的最佳时机。他觉得这样的家长不值得共情。他到处宣扬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与其把时间给家长，不如都把它花在孩子身上。他认为家长愚昧、顽固，根本不值得去教育，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改变。（104页）虽然他每周二、周六晚上都免费举办家长会，为家长解惑，但骨子里他对家长是悲观的。因此，他对这些孩子的前途也是悲观的。比如他认为“小正妈妈也是凶手，和所有人，和社会上所有的成见一起，参与到对小正的驱逐之中”（92页）。话真是说得够狠的，家长听了会比被刀扎了更难受。“可是，谁又能说，阿叔就一定是正确的呢？”（同上）作者的这一句话不是为家长辩护，而是表明了一种不管对谁都不应盲从的理性态度。
虽然对家长的看法在骨子里是悲观的，但是阿叔还是经常召开家长会，有家长也有孩子参加。阿叔特别愿意在家长会上讨论关于具体事情的应对方法，他鼓励大家讲自己的困惑，也鼓励大家讨论不同的方案。孩子坚决不去上学，怎么办？需要找心理老师吗？需要到医院吗？该不该吃药？该不该休学？谁都不知道。阿叔说，孩子休学不一定是要死要活的事情，他说有时候不在学校好，关键是看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子。（31页）阿叔对于教育的看法很朴实，他说最关心的就是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我就培养这两个能力”（30页）。这话说起来不会有人反对，制订XX中学的那一堆励志口号的校长和老师也不会说有反对的意见，问题是不会有人在升学排名压力的大局面前傻到真的去这么做。
作者有点动情地说，阿叔像一只老母鸡，带一群身心遭受重创的小鸡。他以独特的方式去保护这些孩子，帮他们建立信心，让他们重新开始学习，慢慢融入社会。而那些小孩因为阿叔的热情和无私，以及对他们有效的心理疏导，都和阿叔成了好朋友。阿叔也实践了自己那句简单粗暴的话：“与其在家长那里浪费时间，不如把目光投向孩子。”（53页）就这样，在写字楼里的四间房子，阿叔的补习班从第一年的四个学生变为了四十多名学生。这里成了差生收留中心、学渣逆袭之地，那些在学校已经得不到认可和没有教育机会的孩子被收纳进来，重新塑造，让他们的命运产生新的可能。到2019年以前，从阿叔的补习班出去的孩子大约有两百多名，绝大部分孩子考上了高中（51页）。这当然很了不起，问题是当我们又用考上了什么什么的统计数字来吸引家长、树立补习班形象的时候，是否还是落入了旧的鼓励拼搏的模式话语之中呢？
说到海淀区的孩子、家长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各种“模范中学”“超级中学”的孩子与家长的比较，作者虽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讨论，但是也描述了海淀区的家长是如何努力和“卷”的。很显然其他地区的家长和孩子无论怎么卷，都不能与之相比。可以说，“小镇做题家”与“海淀做题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由此而想到一个社会分层的问题：中小学教育的“卷”是否也有阶级分层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曾经指出，学校教育会以各种方式与社会合谋，构筑起阶级的篱笆，使穷人的孩子知难而退。比如在选择学习科目的时候，身份与家庭悲剧的阴影便会笼罩过来。“我们出生时，宣判结果就被烙印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被先于我们诞生的因素决定和限制着，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5月，32页）今天的家长们个个知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很少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起跑线”与富或权三代、四代的“起跑线”是什么样的距离。
关于教育，埃里蓬认为光明正大地运行着的教育系统其实是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它对待平民阶级的孩子们的方式使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它造成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实质上就是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也无法改变现实。（同上，85页）由此想起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1996；曾桂娥译，上海三联，2009年），书名来自非洲的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而该书讲的正是对美国和世界各地儿童教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是否“举全村之力”去呵护、去培养，这的确是天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孩子陷入非理性的、疯狂的内卷黑洞而感到愤怒和绝望的时候，“举全村之力”这个概念就变得极为反讽——正是因为“全村”的成年人世界的盲目与自私、卑劣与怯懦而合谋、合力制造了这个吞噬孩子生命的黑洞。
因此，真的是“要有光”！毫无疑问，目前急需的是 “举全村之力”推翻昨天“举全村之力”而建立的那个导致学生厌学、精神分裂的世界，但是，有这样的希望和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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